我在县城上初中的学校，校舍都是平房，教室、师生宿舍、厨房、老师办公室都在一块，环绕着中间的一个篮球场，几张露天的乒乓球台，以及几小块空地。四周有不少低矮的树和花草，内校门两边有两棵参天的木棉树，春天一到，枝头上盛开的花，如火焰一般在燃烧。清晨，微雨过后，树下边的校道和空地就洒满了一朵朵硕大的带着水珠的木棉花，让人不忍心踩过。
我初一的语文老师姚岳尹的宿舍就是左边的木棉树下，因了那一棵高大茂盛的木棉，他那低矮狭窄的房间总是那么凉爽，令人惬意。
那个年代，正是全国各地校园文学社团风起云涌的时候，作为语文教师，岳尹老师责无旁贷地拉起了校园的第一个文学社团——红棉文学社。当时自己并没有怎么去深究“红棉”此一词背后的含义，且自己心里隐隐觉得这个词还有点古董，自己家里老掉了牙的自行车的品牌就是“红棉”。直到多年以后回忆起校园的人和物，才把岳尹老师起的文学社名字与校园那两棵高大的木棉树联系了起来。
作为文学社的第一批成员，岳尹老师是极力怂恿我加入并希望成为骨干的，这或许与我平时上交的作文有关，每一次岳尹老师都要把我的文章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并大加褒扬一番。文学社在经过全校老师的协助，精心组织下，终于轰轰烈烈地成立起来了。社长是一个初三的男生，副社长是我同班的一个胖胖的，原籍临县的刘姓女生，岳尹老师给我的头衔是秘书，位列第三吧。
后来想想，自己没有坐上第一把交椅，甚至第二把交椅都没有坐上，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是自己学习虽然不错，尤其作文特别突出，但在其他文体方面，一直表现平平，没有成为焦点，不怎么具备领导的素质；客观方面的原因是，自己还是初一学生，文学社是全校性的一个社团，社长的选择范围也就宽了许多，难免会花落别人家，至于副职，如果正职是男性的话，这个位置会考虑一个女性，以后的工作好开展嘛，稍有点组织能力的人的思维往往都不会跳出这个框框。岳尹老师给我的这个“秘书”的官，性质上是一个闲职，自己也有点无所适从，以后的活动中，所有的风头都让正副领导抢去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三年后的毕业。
虽然文学社开展的活动中自己表现平平，可在创作方面却是异常突出的，每一期出版的社刊岳尹老师都要把我的文章刊登在上边。当时湖南一个市级文联创刊了一个针对校园文学社团的小报《小小作家》，报名还是我们尊敬的冰心奶奶书法题辞呢，每周出版一期，自主发行。岳尹老师把我创作的微型小说推荐过去，很快报社就刊登出来了，还汇来了稿费。红棉文学社成员在校外报刊发表文章的事件几乎轰动了整个校园，学校的老师见到我脸上的笑容都是盛开着。
报刊发文这一件事后来并没有带给自己多大的影响，我还是那个不喜欢张扬，甚至有点沉默的那个，依然要努力学习，以后升学依然还得用分数说话。文学社活动倒是开展得有声有色，除了不定期出版社报，开展社员培训以外，还到本县的风景区旅游，以文学社的名义参加学校的元旦联欢会……还很清楚地记得，那个同班胖胖的女生，文学社的副社长，在联欢会上，尽管形象不怎么好，歌声也有点那个，但拿起麦克时那股认真劲，以及演唱时表情的一往情深。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们都到了升中考试阶段了。这是一次人生重大的转折点，挤过独木桥，自有黄金屋，以及如玉的容颜，如被淘汰，那就只能回老家农村。那个时候，整个混乱的校园已经没有几个人有斗志了，最终中考的结果是，一人考上了重点高中，一人考上了普通高中，其余的全部落选。母校在这一年的教学水平排名全县中学倒数第一，创造了历史上的最新低。这一年我落榜，分数离普通高中还有好长的一段距离，是到邻近一间乡镇中学上学以后，第二年才考上高中的。
就在那一年，母校从领导班子，一直到普通教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组，据后来了解的情况是，四分之三的领导和老师在那个学期撤职、调动、转行，第二年，迁校，更换校名。
上了高中以后，几乎就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母校文学社的消息了，倒是经常听人说起，我离校第二年，岳尹老师被调动到离县城七公里的一个中学任教，几年以后退休，一直县城附近的农村老家。
岳尹老师所在的那个村庄倒是非常熟悉，过去有点偏僻的地方如今经过政府的“村村通公路”工程以后，已经新开辟了一条公路，这条公路由县城为起点，一直通往我工作的那个狗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小镇，再通向邻县，对梅州市形成了一个环状包围，人称梅州市的“外环路”。这条路是我上班和回家的必经之路，多年以来，总想到岳尹老师家坐坐，但一直没有去跟那的村人问起老师的家。人都往往很怀旧，但不会去轻易碰触那些那些过往……
去年，我经过那个靠近县城的农村里，把摩托停靠在路边，下车买一包烟时，那个残疾女店主跟我非常热情的攀谈起来。我无意中说到，这附近有我的语文老师，女店主非常惊讶地说，就在店子的隔壁，毗邻的这座房子就是岳尹老师的，他就在家里，并极力要我拜访拜访老师，那一刻，我下决心要与岳尹老师坐一坐了。
岳尹老师已经认不出我来了，我具体介绍之后才有了一点点模糊的印象，倒是对那个刘姓的女生记忆犹深，说她从学校离开之后就一直没有见过面。那女生的消息倒是隐约能听到一些，偶或在一些场合还能匆匆地见上一面。他初中毕业后进了她父亲所在的邮电局做了一名长话接线员，邮政与电信分家后，进入电信局工作，后来移动公司从电信分开，进入移动公司工作，现在是移动一个部门的经理。还听人说，与老公离婚，开着代表时尚与财富的一辆轿车……只是我对此坊间消息没有去验证过其真实性。
我对老师说，或许人家过得也不是很如意。老师这个时候显得异常激动，说：“你不知道啊，在校时我是很重视她的啊！”看来在校时自己文学上出色的表现不真比不过一个并不漂亮的娃娃脸啊！
老师头发虽然都白了，但精神矍铄，身板还很硬朗，五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了，有些在珠三角地区工作，排行第四的儿子留在老家，搞汽车运输。如今老师是无忧无虑，在家以研究现今非常流行的一种私彩，聊以度日，偶尔还会到国内各地旅游。他指着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小黑板让我看，是二首所谓的“透码”的诗，老师的笔力还是当年那么刚健，风格还是那么洒脱。老师对着那二首诗，向我解说着其中的“透码”信息。尽管自己对那一套一直不感冒，听得也是云里雾里。
我跟老师几乎是狠狠地抽完了一包烟，从老师家出来时，太阳已经接近落山了。
回到家以后，我在网上试图搜索到那刘姓女生的电话，还真找到了，是一页移动公司某营业厅的资料中找到的。我怀着忐忑不安心情拨通了那个移动电话，毕竟，网络上的东西，很多是过时了的。没想到还真是老同学在接听，这么多年了，声音我倒还是能听出来的。
对方很小心地问“喂，你是哪位？”听到是老同学以后，语气才缓和下来：“老同学，有什么事啊？”我说，有一个老教师，岳尹老师，我跟他见过面了。对方哦哦地回答，一会说：“我现在很忙，有空我打你的电话。”
电话“嘟嘟”地停了，一阵没趣，我把电话丢向了黑暗的角落。时光改变了许多的人和事，对于过去，每一个人的心里究竟都会心怀怎样的感激呢？
母校撤了之后，后来是利用原校舍改造并新建了如今的县第三小学，原老校舍的痕迹已经是荡然无存了，伫立在校园中的那两棵高大的木棉树也已经成了历史。只是，每当从那片自己生活了三年的地方经过时，心中都不由得想起那木棉火焰一般的花朵，可爱的同学，以及那些可敬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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